如所周知，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是以人能够认识天之性（如孟子）、天之理（如朱熹）作为认识论和伦理学基础的。

从网络中心点了解人，了解每一个人的尊严，便是不放弃个人又兼顾群体的精神，也是为己之学所要突出的精神，更是通常所谓孟子之学的重要内容，甚至荀子也有类似的主张。我们可以将其叫做凡俗性质的人文思潮。

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从生命中流出的仁爱之情能涵盖更大的范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自己所亲近的少数几位亲人，这样不断地超越又超越，慢慢地社会就有了真正的温情与和谐。一旦社会出现问题，第一件事就是责问这些人是否作到以身作则，掌握了权力而自己不能成为表率，又如何能够要求别人呢？ 智与学的关系及信的价值 智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人生境界，学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可见人在社会中有各种原则，义的原则为最高的道德原则。虽然它也发展出健康的科学理性，发展出人的自由诉求，发展出现代法制，发展出其他各种有益的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它仍有两个大盲点：一是在如何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上，它是以征服自然为目的诉求的。哲学界现在有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或者说从前有认识论的转向，后来有语言学的转向，现在则可能有关注人的精神问题的哲学转向。

大家会想，这些古老的观念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我们人类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前，还有实际的价值吗？还对我们的人生观有意义吗？提出这些问题，我感觉是一种冒险，但我仍希望与大家一起讨论并达成共识。社会是私，国家就是公。不同于当代儒学复兴首先从学院学术开启，墨学复兴最早是在文化创意产业取得突破

[7] 最后，不但道义论思潮常常撇开善恶的内容、单纯从形式上界定正当或义务，而且后果论思潮也主要把正当或义务归结为达成最大量度的善，仿佛它们与恶没有什么关系似的。究其实质，这种心态的致命缺陷就是将成功—失败与正当—不正当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混为一谈了，误以为成功的行为都对，失败的行为都错，没有看到二者的参照系在本质上就是截然有别的，结果常常遗忘了怎样在悖论性交织中防止不可接受之恶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在冲突中做出选择的时候，总是会对两种不可得兼的好东西展开权衡比较，以求选取重要的而放弃次要的。复次，在《牛津哲学词典》这部收录了2500个词条、号称以英语撰写的当代最全面的哲学工具书里，居然没有evil的条目。

事实上，这种深度差异还进一步决定了人类行为的趋善取向不可能取消它的避恶取向，因为正如没有把恶视为理式的柏拉图提醒人们的那样：只有每个东西的恶才能毁灭它，此外就不再有别的什么能够让它腐坏的了，因为不管是善还是无善无恶，永远不可能毁灭任何东西。否则，违反了人性逻辑的这一要求，人们很容易就会因为对于避恶掉以轻心的缘故，在一味趋善的过程中做出不正当的选择，导致自己的存在受到致命性的否定。

否则，如果人们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亦即为了达成次要善而不惜放弃基本善，就会因为缺失后者的缘故而经历到对应的基本恶，最终让自己的存在遭受实质性损害。综上所述，由于恶本身的毁灭性效应，不管在善恶互动的哪一种形式中，避恶取向对于趋善取向都具有前提性的意义。但要是不幸碰上了毁灭性的坏东西，却有必要特别提防了，不然自己的存在就会被否定。就算注意到了目的善与工具善之间的冲突，也主要是凭借工具理性算计它们在量上的大小多少，再力求以最小的代价达成最大的目的，却很少从定性的角度权衡它们对于维系自己存在的轻重主次，并进一步把防止严重的基本恶放在首位。

【摘要】西方主流哲学往往强调趋善胜过避恶，而日常生活中的成功学心态也流露出了类似的片面性倾向。我避免了患病之恶，也只是意味着我因此获得了健康之善，却不等于我因此还获得了勇敢之善或财富之善。所以毫不奇怪，成功学的心态往往会在现实中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人们由于受到怂恿只去关注成功之好的目的，却忽视了正当之对的底线，结果在诸善冲突的复杂氛围下没能提防那些与胜利实现的目的善交织在一起的不可接受的基本恶，导致自己的行为在取得圆满成功的同时又陷入了远比失败更严重的不正当之错，最终给自己的活法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害。所以，如果我单向度地专注于趋善的目标，却把避恶的问题抛在脑后，说不定就会在一门心思赚大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遭遇到非对应的患病之恶乃至死亡之恶，从而让我体认到轻视避恶的致命后果。

不过，尽管源远流长、影响巨大，西方主流哲学的这种看重趋善而忽视避恶的倾向却是根本无法成立的，有必要在理论上展开反思和批判。对需要一词做点语义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了：人生在世为什么会有需要呢？只能是因为缺少了有益于维系自己存在的好东西。

与他大致同时的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则强调：每个意欲都是影响人们自我的一种痛苦，它驱使人们通过获取所欲对象的途径以求解脱。然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评判自己的行为时，很容易形成某种片面的成功学心态，只是一往情深地把成功实现目的当作最重要的东西加以考虑，而将设定防止致命之恶的正当底线抛到九霄云外。

奥古斯丁曾因此把恶界定为善的缺失[3]（PP499-506）。事实上，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的日常格言，已经从某个角度揭示了正当对于成功的这种前提性地位：我们应当在优先防止不可接受之恶的正当基础上，尽力实现值得意欲的成功之善。举例来说，在呼吸通畅的时候，人们几乎不可能想到趋于空气之善。可是，按照对应性的关联，这种善的缺失恰恰意味着匮乏之恶，以致有需要也就等于陷入了恶。另一方面，某个行为即便能够让人们获得朝思暮想的好东西，但倘若它因此又让人们遭受了基本恶的毁灭性损害，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像赚了大钱，丢了小命的日常案例所见证的那样。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人们才常常把善看成是所谓的正能量，而把恶看成是所谓的负能量。

举例来说，无痛症患者由于没法产生痛苦的感受，很难形成防止身体受到伤害的自觉避恶动机，结果在现实中也更容易遭遇致命的危险，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缺少维系生存的强烈趋善意向。就此而言，防止负能量的避恶当然比获得正能量的趋善重要得多。

同时，善与恶在概念上的对应性依赖（没有善也就谈不上恶，反之亦然），同样不足以将二者之间的那条鸿沟填平，因为这种对应性依赖恰恰建立在它们正相反对的价值效应之上：好东西作为正能量总是肯定着人的存在，坏东西作为负能量总是否定着人的存在，所以二者才会在语义上相对而言。举例来说，《孟子·告子上》的那段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倘若我舍熊掌而取鱼，又会在享有鱼之善的同时遭遇无熊掌之恶。如此背离人性逻辑的内在要求，是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的。

一般来说，善恶互动的这种形式主要起源于诸善冲突：由于人们想要的不同好东西之间存在着相互抵触的张力矛盾（其中也包括人们为了实现某个目的善要花费时间精力等工具善的张力矛盾），结果形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局面，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某种善以获得另一种善。首先，奥古斯丁不但只是把恶界定为善的缺失，却不提善其实也是恶的缺失，而且还反复强调只有善才是积极主动的动力因，恶则不是动力因，仅仅属于被动消极的不足或缺失[3]（PP499-506）。本文原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显而易见，一旦承认了避恶对于趋善的前提性意义，我们在处理成功与正当的互动关系时，同样有必要将对错之别凌驾于成败之辨之上。

但一进入到缺失某种好东西的有需要状态，他立刻会生出想要得到它的意欲。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确保自己在冲突情况下获得的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善，以免自己由于缺失后者的缘故而遭遇到不可接受的基本恶。

过了两千年，叔本华在试图将意志置于人生首要地位的时候同样宣布：一切意欲都来自需求亦即来自缺失，因而也就是来自痛苦[9]（P273）。西方主流哲学在讨论人类行为的时候，往往流露出某种片面的理论倾向，强调趋善胜过避恶，结果不但生成了成功学的单向度心态，而且在实践中也造成了种种弊端。

三 进一步看，要是嵌入到了善恶之间分离性并存特别是悖论性交织的互动形式之中，避恶取向对于趋善取向的前提性意义还会变得更加明显。[2]（P410）换言之，对于人们来说，无论遇到的是锦上添花的好东西，还是无关痛痒的中立物，其实都无需过分操心。

其次，悖论性交织的情况更是如此。尽管善与恶的彼此互动如此一目了然，很难割裂开来，西方哲学史上却长期存在着某种单向度的倾向，一方面极力彰显善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相对忽视恶的意义。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但深入分析可以表明，在善恶互动的三种基本形式分离性并存对应性关联和悖论性交织中，防止负能量的避恶对于获得正能量的趋善总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前提性意义。

所以，二者也不可随意等同：一方面，失败的行为即便没有达成目的善，但只要不会导致严重的基本恶，仍然有可能是正当的。所以，人们在从事任何行为的时候，也只有坚持将避免坏东西置于达成好东西之上，尤其在冲突情况下坚持将防止不可接受的基本恶置于实现值得意欲的目的善之上，才有可能在复杂局面下做出正当的选择。

不难看出，善恶之间的这两种互动形式是内在有别的：分离性并存是宽泛性地围绕人们的不同需要而言的，对应性关联则是限定性地围绕人们的同一需要而言的，不可随意混为一谈。有鉴于此，为了克服成功学的心态及其导致的种种弊端，我们应当首先从理论上反思批判西方主流哲学看重趋善而轻视避恶的片面倾向，深入揭示后果论鼓吹正当仅仅单向度地取决于善的严重缺失，充分说明避恶在人性逻辑中对于趋善的前提性意义，提醒人们无论在从事某个行为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人生整体规划的宏观层面上，都应当自觉确立起防止不可接受之恶对于达成值得意欲之善的优先性地位，尤其是不要一味沉迷于飞黄腾达的成功学，反倒把设定底线的正当论忘得一干二净，结果让自己的存在遭到实质性的否定。

从防止负能量优先于获得正能量的人性逻辑角度看，这些事件当然足以警示我们：不要为了取得成功，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否则那就不是代价，而会变成致命惩罚。而在对应性关联的效应下，这类取舍恰恰又意味着人们会从两种没法全免的坏东西中忍受次要的而拒斥严重的，所谓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